有人曾问孔子为什么不参政，孔子回答说：“《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孔子在这里把孝悌与政治画了等号。孔子认为一般的人只要培养其孝悌思想就行了（他称这种伦理道德的培养为“学“），一般人能够懂得孝道，就算是学习过了。他提出：“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孝悌是根本，学文只不过是“行有余力“的人的进一步深造。子夏进一步阐发了孔子思想，他说：“贤贤易色；事父母而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其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直截了当地把孝悌的培养当做学习的主要内容了。
可见，培养没有自己意志、没有自己思想的“孝子“、“忠臣“就是孔子教育的宗旨和根本目标。后世人把这种教育看做是愚民教育，在如今的我们看来，的确如此，不是吗？
另外孔子还有一些“有教无类“，“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思想，与其说教化，倒不如说潜移默化地将人们的思想禁锢在一个小范围内。这也正是统治者需要的。
而到了汉武帝时候，儒家思想经过董仲舒的改造，其内容包括大一统思想、天人感应论、君权神授说、三纲五常说等等，这些观点和主张以现代文化意识来衡量，基本上不应属于儒家思想中的精华。然而它们不仅为当时的汉武帝所采纳，而且也为以后的封建统治者所接受。封建时代的史家也给董仲舒以高度的评价，如《汉书》的作者就把他与文王、孔子并列，说：“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周道敝，孔子述《春秋》……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如何理解这一历史文化现象呢？应该看到：某一种文化观念、哲学思想的产生、确立相应用，并不是哪一个人主观意志所能决定的，它归根到底取决于社会的需要、历史的需要。董仲舒的儒学体系中包含那么多独断的、唯心的、神学的观点，十分荒谬；然而这一体系却得以畅通一时，行之久远，这个历史事实并不荒谬。董仲舒的思想恰好适应了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客观需要，高于人的“天“正是他的神学理论的成功基础，因此他的学说就成为中国古代哲学、特别是儒学发展链条上的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
纵观封建社会统治的思想，封建思想实质上就是儒家思想，它至今仍然在现实社会中影响着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生活，以及于法律等各个层面。物极必反，没有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单一的思想模式，造就的政治法律文化——那就是专制。历史证明，人治和专制是一脉相承的。要建立现代司法理念，这种本土环境法律思想的人治化，与强调以制度、规则来约束人们的行为的法治观是格格不入的。儒家思想是建立现代司法理念的最主要的思想障碍。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学占据正统思想地位，必然黯淡了其他学派的光芒，久而久之，原本一些很有特色的思维方式不仅不得光大，甚而渐渐失传，大大压缩了中国人的哲学思维空间。而中国人中的大部分智者、豪杰都将精力投注于弘扬儒学，结果中国文化呈现出精光凝聚的现象，以致思想界百家争鸣的百家没有了立足之地，在此后的千年甚至更远的岁月里，也失去了重生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