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尊儒术“文教政策的确立，标志着封建统治阶级树立起符合自身利益的意识形态，这一文教政策一直维系了两千多年，直到古代史的终结。其对教育的主要作用和影响，一是确立了教育为治国之本的地位。儒家的社会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以德治和礼教为本，所以，尊儒必定推崇教育，汉代的官方学校体制就是伴随独尊儒术而建立的。重教兴学成为汉以后历代的一项基本国策。二是儒家经学成为教育的主体内容。精通儒经的就可以通过选士而做官，取得荣华富贵，从而大大激励起士人的学习积极性，是古代教育昌盛的主要动力。汉代流传谚语“遗子黄金满籝，不如（教子）一经。“王充曾感叹说：“儒者学，学，儒也。“儒与学已合为一体，从而使儒学绝对控制了教育事业。而，儒家对大众的“洗脑“工作也维持了两千多年。
董仲舒的儒学，干脆说儒家思想吧，因为董仲舒确实是为了适应国情而对儒家思想的创新发展（当然，维护儒家思想的，就说这是窜改）是一种超越社会形态和阶级形态的社会统治方略和社会管理学说。但是，正是被统治阶级握在手里不肯放松的这种思想，成了国人思想上的一座监牢。我们深感悲哀的同时，或许也该庆幸，幸好汉武帝没有对周礼感兴趣，要不然，中国的思想界，中国社会的发展史将是怎么样的一番景象呢？
4．思想，再无建树
在思想上，我们中国范围内，最让人怀念的时期是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争鸣的时期。而致命的恰恰就是顺应当时历史发展需求的“独尊“。从汉朝独尊儒术到近代西方民主自由资产阶级革命思想传入中国之前，中国思想进入了真正的严寒冰封时期。无论是哪个朝代，除了啃老本之外，鲜有新的有突破性和创造性的思想理论诞生。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指导思想经历了三变。先是儒学转入玄学，再有玄学转入佛学。儒学自不必多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儒学就是传承汉儒。值得一提的是，魏晋时期形成一种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它的理论形态就是魏晋玄学。魏晋玄学的形成和老庄思想有明显的关系，东晋以后又吸取了佛学的成分，步入新的阶段。这是一种思辨的哲学，对宇宙、人生和人的思维都进行了纯哲学的思考。它和两汉的神学目的论相比，是一个很大的进步。魏晋玄学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经籍的方法，对于打破汉代烦琐经学的统治也起了积极的作用。从两汉经学到魏晋玄学，是中国思想史的一大转折。玄学有几个重要的论题：崇有与贵无、名教与自然、言意之辨、形神之辨、名理之辨。对文学和艺术有直接影响的是崇尚自然的一派、言不尽意的一派和得意忘言的一派。“自然“一词不见于《论语》《孟子》，是老庄哲学特有的范畴。其所谓“自然“，不是近代所谓与人类社会相对而言的自然界，而是一种状态，即非人为的、本来如此的、天然而然的。
玄学家郭象在《庄子注》中对老庄的自然之义有进一步的发挥。老庄认为有一个先天地万物而生的道，郭象则认为连这样一个道也不存在，之所以有万物，万物之所以如此，并不是由道产生的，也不是道使然的，是它们自然地如此。而“我“也是自己而然的，不取决于任何什么，也不依赖于任何什么，因而完全独立。只要顺应自然的状态和变化，无所待，无所使，自然而然，就可以进入自由自如的境界。“真“，也不见于《论语》和《孟子》，是道家特有的哲学范畴。老子把“真“视为道的精髓、修身的极致。《庄子》对“真“有一个界定：“真者，精诚之至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于人；不知贵真，禄禄而受变于俗，故不足。“（《渔父》）这就是说：“真“是一种至淳至诚的精神境界，这境界是受之于天的，性分之内的，自然而然的。圣人不过是谨慎地守住这个精神境界，不受外物的干扰而已。不受礼教约束的、没有世俗伪饰的、保持其天性的人，就是“真人“。这样看来，“真“和“自然“有相通的地方，它们不仅属于抽象理念的范畴，又属于道德的范畴。玄学中崇尚自然的思想，其影响所及就是进一步确立了以“自然“与“真“为上的审美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