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离开之前，国王任命了一位温和的革命党人巴赫蒂亚尔（Bakhtiar）来领导政府。但被国王选中的这个事实却葬送了巴赫蒂亚尔，刚刚回国的阿亚图拉立即成为伊朗实际的权力拥有者，他用也属于温和派但从未和国王有过关联的巴扎尔甘（Bazargan）取代了巴赫蒂亚尔。不过巴扎尔甘的政府并无太大的意义，因为实际的权力属于霍梅尼的革命委员会。1979年11月，激进的伊斯兰学生对国王被允许入境美国非常愤怒，他们占领了美国大使馆，开始了持续一年多的著名的“人质危机“。巴扎尔甘意识到自己没有权力后辞职了。
穆斯林的极端分子完全献身于霍梅尼，他们接管了政权并清除任何不受其控制的人。机枪队被一次次地动用来清除那些有嫌疑的“坏人“，包括一些已脱离革命的革命者。成千上万的年轻伊朗人，被允诺可以立即进入天堂，将他们的生命投入抵抗伊拉克入侵者的战斗中。
严格的伊斯兰教道德标准被实行——禁酒、禁毒，妇女要戴面纱，对非伊斯兰宗教进行压制。1989年霍梅尼去世以后，伊斯革命逐渐平息并稳定下来。热月的标志并非是单一的事件，但在1997年温和派的默罕默德·卡塔米以压倒性的优势赢得总统选举后，他承诺要带来更大的自由和经济增长。但卡塔米的改革受阻了，因为实际的权力掌握在那些如今为多数伊朗人憎恨的宗教精英手中。我们看到的可能不是伊朗的最后一次巨变。
另一位哈佛学者，社会学家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提出了关于革命的更新的经典理论，强调国家的作用。革命并非简单地由下至上显现，而是自上而下地发生的，起始于政府无法控制的局势，即“形势危机“。国际压力，如战争和财政的压力，能引起精英阶层（见第6章）的分裂和群众动员。一战中俄国被德国打败，沙皇的势力崩塌，这就给了列宁和当时规模很小的布尔什维克党一个获取权力的机会。没有战争，共产主义能否接管俄国值得怀疑。
革命之后
革命表现出一种持久的倾向，就是推翻一种形式的专制然后用另一种形式来取代它。在一个多世纪之前，法国国王被拿破仑取代，后者自己加冕称帝并掌握一个比以前任何时期都要全面的警察系统。俄国沙皇的不完全专制主义被斯大林的完全专制主义所取代。20世纪之初，在低效的沙皇体制下人们的生活、经济的增长比共产主义者统治下的还要自由、迅速。菲德尔·卡斯特罗推翻了畸形的巴蒂斯塔政权，而古巴的自由和经济发展也因此大幅滑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