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我在结论中对一些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跟进，不仅有大量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书籍，还有许多关于未来的建议。迈克尔·曼德尔鲍姆的理论在其《歌莉娅的情况》（The Case for Goliath）中有所展现，安德鲁·巴塞维奇在《实力的极限》（The Limits of Power:The End of Aionalism）一书中表现了对美国政策的怀疑态度。在理查德·哈斯《外交政策始于国内：打理好美国内务》（Foreign Policy Begins at Home:The Case for Putting America's House in Order）中有很好的案例，斯蒂芬·塞斯塔诺维奇在《极端主义》（Maximalist）一书中描述了美国政策在极端主义时期和紧缩策略时期之间的振荡周期。
致谢
我要感谢政治出版社的路易丝·奈特建议出这本小书，结合最新的现实，我总结了自己二十多年来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考，并把它呈现给普通读者。
罗伯特·基欧汉、斯楚波·塔尔博特和阿里·威恩对初稿提供了有益的意见。
尹讷霞·普里马拉特纳是一位出色的研究助手，珍妮·马拉斯加多年来一直是一位很好的事务助理。
我还要衷心感谢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事务领导中心和贝尔弗科学和国际事务中心的同事们的支持和他们充满智慧的激励，我希望这本书能将它们体现出来。
除此之外，我要感谢莫莉·哈丁·奈，她不仅阅读并评论了手稿，而且提供了使一切成为可能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