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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药水的病人血液进行化验，作出有关药水是否有毒的鉴定。可是，法庭并 没有出示任何类似证据，或者法庭根本就没有去作这方面的任何调查。之所 以这样，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高尔基和古比雪夫等根本不是被谋害的，用 不着去调查和取得证据；二是他们是被谋害的，但谋害者不是法庭上的被告 而是别的不能去调查的人，因此审判组织者要回避。雅哥达藏头露尾或寓意 明显的供词和法庭不敢往下追问的情况，更使人疑窦丛生而自然作出许多推 测和联想。他的口供起码给人三种推测： （1）医药谋害事件根本不存在，雅 哥达不过是奉命交待而已。 （2）医药谋害事件是存在的，但不是法庭上被告 的医生和秘书们之所为，另外，也不是按照叶努基泽的指示去实行的。后一 种说法显然缺乏起码的说服力。因为当时叶努基泽无论地位或实权都赶不上 雅哥达，根本不具备向雅哥达发命令或指示的条件。当时能够指示雅哥达谋 害高尔基和古比雪夫的人是屈指可数的。假定高尔基和古比雪夫果真是被雅 哥达等人谋害的话，那么可以肯定，雅哥达在交待中把真正发指示的人换成 了叶努基泽。（3）雅哥达确实了解高尔基和古比雪夫等死亡的内幕，但是他 不能如实交待。通过以上分析可以说明，所谓莱温、普列特尼奥夫等的医药 谋害案是不能成立的。 从政治上讲，古比雪夫和高尔基为所谓右派阴谋集团所谋害的说法更是 令人难以置信。高尔基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好感，对反派的同情，是 党内外许多人所知道的。古比雪夫反对恐怖政策的立场也是比较明显的。基 洛夫、古比雪夫和奥尔忠尼启则是联共 （布）中央政治局中三个反对恐怖政 策的主要人物。所谓右倾反对派的头子布哈林是最不愿意他们去世、最希望 他们健在的人。基洛夫死后，古比雪夫成为恐怖政策推行的主要障碍之一。 当障碍需要消除时，他去世了。高尔基去世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公开 审判前几个月。可以预见，凭着高尔基的正义感和倔强的性格，如果他活着 的话，肯定会反对肆意践踏社会主义法制和道德原则的公开审判的。可是， 他也正好在公开审判前去世了。后来，布哈林和李可夫寄于厚望的奥尔忠尼 启则也在人们需要他站出来的时候离开了人间。为什么他们的死像按照计划 发生的呢？难道这不令人怀疑吗？另外，恐怖政策的直接打击目标之一是前 反对派。稍有一点政治头脑的人都能正确地推论：反对派假如真的进行谋害 中央领导人的罪恶活动，他们也决不会去谋害古比雪夫和高尔基这样的人。 50 年代和 80 年代，苏联政府对 “右派一托洛茨基反苏集团”案进行了 重新审查。该案除雅哥达以外的其余被告已全部平反昭雪。在对普列特尼奥 夫等恢复名誉以前，进行了有关的技术鉴定。苏联医学界最有权威的专家做 出了一致肯定的结论：根据对高尔基和古比雪夫病历的仔细研究，可以十分 有把握地说，对他们的治疗是正确的，并没有犯什么错误。在这起刑事案件 中没有发现任何一个或多或少可资证明被告有罪的医学根据！认定有罪的判 决所依据的只是被告的供词——假口供。苏联医学鉴定委员会主任、苏联国 防部法医实验室主任、苏军少将 B ·托米林教授肯定地说：“医生们对高尔 基、古比雪夫、明仁斯基的治疗是正确的。我们 在莱温、普列特尼奥夫和 卡扎科夫的行为中没有发现任何 ‘不正确的施药’ 指 控 是 绝 对 荒 谬 的。” （21）另外，经过鉴定，卡扎科夫的神秘的药水是一种生物发酵以后 的溶解物制品，有健身作用，无任何危害。它是当时医疗水平低下的情况下， 人们寻求某种万能秘方的愿望的反映。 至此，对 “医药谋害案”已经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所谓“右派托洛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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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苏中心”及其首领包括叶努基泽等，指使雅哥达等谋害高尔基、古比雪夫 等人的事件是不存在的，普列特尼奥夫医生等完全是无辜的。 但是，古比雪夫和高尔基之死仍给人留下许多疑点。 虽然苏联政府给医生们平了反，但没有给雅哥达平反。莱温等人参加的 医药谋害案不存在，但苏联政府的结论并没有说高尔基和古比雪夫之死是正 常死亡。雅哥达对谋害高尔基和古比雪夫供认不讳，但否认对明仁斯基和佩 什科夫的谋害，而且在供认时作出了多次非常可疑的暗示。联系到他在交待 谋杀基洛夫事件时露出的一句话 “这件事不大是这样”，完全有理由认为： 他隐瞒了某种与高尔基、古比雪夫之死相关的非常重要的情况。从当时的政 治斗争形势看，古比雪夫和高尔基被谋害的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起码应对 此进行继续的调查和研究。高尔基的老熟人美国记者唐·莱文，1963年在莫 斯科拜访了86 岁高龄的高尔基的遗孀叶卡捷琳娜·佩什科娃。她谈到她儿子 的死时显得很平静，说他是自然死亡，但一谈到高尔基是否自然死亡时，她 就激动得喊起来： “不完全是这样，但您不要让我叙述这件事！如果我一张 嘴谈这件事，我就会三夜合不上眼。”(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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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最后陈述 我们被告坐在栅栏的外边，这个栅栏把我们同你们 法官公民们分开。我们不知怎样落到万恶的反革命队伍 里，成了社会主义祖国的叛徒。 但是，我认为自己有权推翻一些指控 ——布哈林 3 月11 日，法庭听取两起辩论和被告的最后陈述。整个上午一直到休庭 的时间都被检察长维辛斯基占用了。他代表苏联检察院作了总结发言，其中 几乎用了2/3 的篇幅专门指控布哈林。他滔滔不绝的长篇大论气势汹汹，盛 气凌人，充斥了谩骂与指责，而仅仅缺少一件东西：事实。 “我国的最高法庭已不是第一次审理这样的案件了，它们的极其严重的 罪行是破坏我们祖国的利益，反对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全世界劳动人民的 祖国。然而，我要是推出下述说法恐怕是不会错的，即我们的法庭是第一次 审理像这次这样的案件，审理有如此罪行和如此残暴行为的案件，这些残暴 行为已在本庭昭示于你们面前，昭示于全世界人民面前。审理这样的罪犯的 案件，这些罪犯现在就坐在你们面前的被告席上。 “随着每日每时法庭对这一案件的审理的发展，揭示出被告越来越多、 越来越可怕的卑鄙的、前所未闻的、骇人听闻的罪行系列，揭示出一连串的 极其恶劣的残暴行为，在这样的残暴行为面前，即使最顽固、最丑恶、最无 所顾忌和卑鄙的罪犯的残暴行为，也将相形见绌和黯然失色。 “这次审判的历史意义首先在于，这次审判极其细致和准确地揭示、证 明和确定：右派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资产阶级 民族主义分子等等诸如此类的人，不过是一伙没有原则、没有廉耻的杀人犯、 间谍、破坏分子和捣乱分子，而不是别的什么货色 “托洛茨基分子和布哈林分子，即‘右派—托洛茨基集团’，他们的上 层人物现在就坐在被告席上，他们这些人不是政党，也不是政治流派，而是 刑事罪犯的并且不单纯是刑事罪犯的集团，他们是卖身投靠敌国情报机构的 罪犯，这样的罪犯甚至连刑事罪犯也是予以鄙视的，就像看待最堕落的、最 低级的、最可鄙的、最最道德沦丧的人那样。”(23) 维辛斯基把自己打扮成人民利益的代表，非常愤怒地谴责了泽连斯基往 粮食特别是奶油中投放玻璃和钉子的罪恶，把它称为最可耻的行为。接着， 他非常轻易然而却厚颜无耻地把国家经济困难的原因推到了这些所谓罪犯身 上。按照他的说法，像苏联这样资源极其丰富的国家，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物 资匮乏的现象的。正是由于这些罪犯的破坏，人民才缺吃少穿。 戴着无产阶级法律学家桂冠的维辛斯基，居然像市井无赖那样满口恶言 秽语，把布哈林称作 “狐狸和猪的可恶的杂种”。他除了谩骂以外，根本拿 不出证据，也拿不出多少像点样子的理论分析，证明布哈林和李可夫参与谋 杀基洛夫的罪行。他在需要确凿证据和严密分析的法庭上，居然用一种简单 的逻辑推理来证明布哈林、李可夫参与谋杀基洛夫的行动。他说，既然阴谋 集团承认谋害中央领导人的罪行，那他们当然参与了谋杀基洛夫的行动。 或许，需要证据但却拿不出证据时，就只有靠词藻的堆砌、廉价的诡辩 和粗鲁的谩骂来代替，来填充。对于莱温这样的任务或罪行非常具体的罪犯， 维辛斯基的评述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