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还有更为重要的一点。
明朝的政治体制是处于一种“皇权、相权“你上我下，你进我退的奇妙纠缠当中。这种二元制的模式已经非常符合君主立宪的概念——我们甚至可以说这已经是君主立宪制度的雏形。而众所周知，君主立宪制对限制皇帝的权力、发挥国家的潜力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明朝的首辅都拥有很大的权限——哪怕只是纸面上的，但毕竟是国家、官员、人民都接受与认可的一种法定制度。
所以当夏言—徐阶—张居正这样一脉相承下来的文官集团日渐强大并且组织完善的时候，除非是天赋绝佳的皇帝，否则已经很难将权力再集中到自己的手中。而张居正再活十年的最大意义就是能够给自己培养一个合格的接班人，使这个文官集团以及整个集团对皇帝的约束能够持续进行下去——只要这种约束存在，作为老一辈领军人物的张居正就不可能再受到历史上那种疯狂的反攻倒算。自然而然的，他的制度与思想也会十年二十年这么不断被执行下去，为虚弱的明帝国不断注入新鲜血液，从而使其不会在即将到来的大时代当中掉队。
在最后，则是一些谁也不能证明对、也不能证明错的推论。
张居正的改革某种意义上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也就是间接地加快了资本主义革命的到来——一条鞭法让繁复的税制变得简单清晰，同样地也极大地刺激商品经济的发展，因为农民必须将自己的产品先换成白银才能交税，这种模式本身就是强迫那些满足于“自给自足“的百姓被迫投入到商业活动当中。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他们的损失，但却刺激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
而各种徭役杂役的取消也更使得国家对农民的管制变得宽松，失去土地的农民可以选择去城市做工养活自己或者自己的家人。他们不可避免地就成为了最早的无产阶级与工人阶级。而相应的城市会扩大规模，完全不从事农业活动的城市居民会迅速增多，城市化将会到来。另一方面，当农民失去土地也依然能够有办法生活下去的时候，他们就不会再轻易地参与到可能会丢掉性命的造反活动当中，明朝的农民起义情况会极大好转。
在这种丰富的商业活动之下，天才的商人们会迅速地完成原始积累并且将资金投入扩大再生产当中，形成以商业活动为收入来源的个人或者组织，而不是如他们的前辈一样将钱全部用来买地——这种低劣的投资方式完全不符合商人逐利的特性。有了钱之后，下一步自然是要去获得更多的权力，寻找自己的政治代言人或者干脆将整个政治体系推翻再来，以保持自己对财产的掌握，增强安全感。